有争议的，往往是个别事物，对一般、共相、理念的善良和正义，不会有争议。

确实，儒家思想体系只提供个体人格的根据，并没有提供物质性的（或称现实性）个体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根据，例如恋爱自由、婚姻自由、劳动自由、言论自由、迁徙自由等。也就是说，被当作面团随意揉捏，那才称得上最可怜。

一个提出有教无类、因材施教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，一个曾经被中国人民视为心灵的历史伟人，被污蔑、被践踏、被糟蹋到如此不堪的地步，真是匪夷所思。把孔子与宗教硬拉扯在一起，从根本上说，是文不对题，是大倒退。因为孔子与儒家思想体系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弱点。就学问的形态而言，则有政治儒学（以董仲舒为源头）。我曾著文指出，五四之前的中国，缺少逻辑文化的资源，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挑战。

孔子诞生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，孔子是打不倒的，像一九七六那样利用政权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扼杀也打不倒，更勿论其他。通过反孔而呼唤个体自由与个性解放，通过反孔而呼唤科学与民主等现代价值观念 ，这是巨大的历史事件，也是巨大的历史功勋，它带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思想解放与身心解放。在儒家对旧时代的历史记忆中想象未来的理想社会，大陆新儒家把这种传统中国乡村生活秩序，看成是一种最美好的生活状况，他们试图按照传统儒家三纲五常（或三纲六纪）来规范现代中国人的生活，并且在这种社会基础上，建立他们所谓的儒教国。

73、康晓光，〈我为什么主张儒化〉，见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，页 165。63、也许，康晓光、王达三和蒋庆的论述，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完整的设计方案?比较早的有康晓光《文化民族主义论纲》，他提出四项措 施:一，儒学教育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，二国家支持儒教， 将儒教定为国教，三，儒教进入日常生活，成为全民性宗教， 四，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。但这种补益主要是作用于知识分子的心灵，在传统文化与现代世界激荡、交会、融合的时代氛围中对其立身行事方面指点一二。16、但是，也并不是没有人看到其中潜在的问题，有人也注意到了新儒学内在理路中隐含反现代和反民主的基因，因此对它略有警惕。

59、〈专题: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〉，载《天府新论》2016年第2期，页66。可问题是，从内圣到外王说说容易，一旦进入实际操作领域，习惯于道德伦理教化，最多能够提出礼乐制度的儒家往往措手无策，无奈之下，他们往往只能移形换位，改弦易装，由公开的儒家变成隐藏的法家，或者干脆从法家那里挪用资源。

可是，家庭中必然有夫妇，按照他们的说法，现代家庭那种以爱情作为建立家庭的基础，只是妾妇之道，而传统的理想家庭是内外有别，也就是说男主外女主内是正确的。76、姚中秋，〈中国政教传统及其重建的现代意义〉中说，对官员群 体进行儒家经典教育......乃是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诸多文化与政治难题的良方，载《文化纵横》2013年2月号，页67。在这里，仍需简略回顾两岸新儒家几十年来的演变过程。他说，应该由普选与功能团体选举的代表建立庶民院，由儒家学者选举和委派精通儒家经典的学者建立通儒院，由历代君主后裔、历代名人后裔，再加上各种政府官员、宗教领袖和大学教授，由衍圣公作为议长，通过世袭和指定来建立国体院。

【作者说明：这是2017年3月在哈佛大学召开的一次当代中国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。33、 彭永捷，〈论儒教的体制化和儒教的改新〉，载干春松主编，《儒教、儒家与中国制度资源》(东方文化丛书，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07)，页100。在他们近几年的诸多言论中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反复提到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和国力强大，在他们看来，现在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是坐二望一，这不仅是一个中国崛起的契机，也是儒家魂兮归来的契机。[84] 可是，如果按照他们这样设计，这个未来中国将会怎样呢？ 四，时时误拂弦：异想天开的大陆新儒家们 作为一个历史与文献研究者，我不想一一挑剔这些有志图王者历史论述和文献诠释中的错误，尽管这些错误既明显且荒谬。

我倒是更愿意提醒读者注意，他们在谈论古代儒家传统和现代政治设想的时候，不时显露的用世之心，那种毫不掩饰的急迫和焦虑，似乎充满了字里行间。52、陈明说，他之所以提出超越牟宗三，回到康有为，是对中国现实的问题进行思考而来的。

可是，要是按照康晓光的说法，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似乎还不足，还应该成为绝对的宗教信仰。[22] 更严重的是，他们把这种思想路径的分歧，提升到种族和文明差异上，把这种本可讨论的分歧，变成绝对不可通融的立场。

[53]但是，维系统一的中国，消泯族群之隔阂，建立现代的国家认同，如果不是在公平、自由和民主基础上，推动制度的认同，并兑现每个人的国民身份，给每个国民提供安全、幸福和自尊，从而使之自觉接受国民身份，认同这个国家，还能有什么途径呢？难道现代中国还能够回到康有为，回到大清朝，依靠类似清代的大皇帝以六部、理藩院、盛京将军不同制度管理帝国的方式？[54]难道能像他们所想象的，维持庞大帝国疆域和族群，必须依赖儒家精英人士，并要求各族都接受儒教来维系大一统吗？难道能像他们所期待的，不仅按照康有为方案维护大清的一统，而且还要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不必局限于本国领土，以中国首都为中心，按照由内向外、自近及远的新五服制，不仅完成内部同化，还要实现外部整合，由中国重新安顿周边与世界吗？[55] 据某些自称是新康有为主义者（或康党）的人说，康有为开出的药方，关键是虚君共和。61、蒋庆，《公羊学引论》(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5)，页10-16。请注意，他的意思是说，这种民主制度选出的，是一国国民而不是世界人类，是此时此地而不是天下万世的政权。[81] 药方只贩古时丹，大陆新儒学在未来理想社会的想象上，其实拿不出新的东西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这个意见也可以参考，页21。94、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，页78、219-220。

不是吾儒本经济，等闲争肯出山来[90]，大陆新儒学的前辈曾经也有过类似幻想，像梁漱溟就曾信心满满地说，吾曹不出，如苍生何，但被毛泽东痛斥并压在了五指山下，最终也只好叹息这个世界会好吗？可是，在大陆新儒家看来这不足为训，因为梁漱溟那个时代，儒学还处于困境，不免花果飘零和魂不附体，所以新儒学虽然在海外有所发展，但是并不成功。[12]只是需要重复提醒的是，1980年代重新进入中国大陆的海外新儒家，一方面肯定现代价值，一方面推崇传统意义，因此与当时中国大陆刚刚改革开放时的文化热，也就是追求现代化的大趋势并不根本冲突。

通儒院配天，是（儒家）知识精英的意志，国体院属地，代表了（贵族）政治传统的精神。随后发言的一位学者进一步对康有为的国教论，作出让人很难理解的解释，第一，孔教不是儒教，第二，孔教不一定是 宗教，第三，孔教天然是国教。

这些从口号、观念到制度的论述和设想，改变了现代以来新儒家——1949年以后是海外新儒家——的基本理念和追求方向，使得大陆新儒家与自由主义、社会主义等一道，成为中国大陆思想文化论争，甚至是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。《汉书》卷五十八，《公孙弘卜式倪宽传》，页2613—2623. 112、彭永捷，《论儒教的体制化和儒教的改新》，载干春松主编，《儒教、儒家与中国制度资源》（东方文化丛书，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07），页107。

见《深圳大学学报》1991 年第1期，页81-83。但是，即使是马基雅维利，虽然认为君主有助于开拓和维系多民族、多文化、多制度的帝国，但也 承认君主统治大帝国是依靠军事征服、殖民或不划算的驻军，以及 采取权衡利弊、不择手段的实用策略，而不是像大陆新儒家想像的那样，是依靠道德或真理，或加上天地人的加持。其实，在这三项中，大一统与郡县制，都未必是儒家的专利，反而有可能是法家的东西。应该说，摆脱海外新儒学的思想笼罩，另立山头和开宗立派的想法，当然在1990年代以后，就在大陆儒家学者中逐渐滋生了。

? 28、余英时，〈钱穆与新儒家〉，载《钱穆与中国文化》(上海:远东 出版社，1994、1996)，页88。那么，怎么能够不乱呢？他们说，康有为已经想到了外力冲击，少数族群主政，地域广阔，族群复杂这些因素[50]，同时也想到了由于从清代中国到现代中国，疆域、族群那么庞大和复杂，因此，缺乏一个国家认同的基础便无法凝聚人心。

31、〈专题: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〉，《天府新论》(成都)2016年第 2期，页14。55、齐义虎把康有为〈官制议〉(1903)和〈废省论〉(1902)中，维 护清王朝以及清朝遗留的疆域的方案加以发挥，甚至借助古代所谓 甸侯绥要荒的五服制，想像一个新五服制，就是将世界分 成比附甸服的京师─郡县(中央政府及直辖区域)、侯服的边疆(西藏新疆与港澳台)、绥服的与国(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儒家文化圈，以及非儒家文化圈的中亚五国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 尼泊尔、孟加拉、斯里兰卡、不丹等)，要服的友邦(合作的 亚非拉第三世界)，以及荒服的敌国(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)。

9、《何谓普世?谁之价值?》，页8。说得明白些，也就是一方面，君主作为各族共主，可以维系多族群的帝国，另一方面，儒教作为国家宗教或者公民宗教，正好可以形成一个代表国家凝聚和民族认同的符号。

近代以来，中国的社会结构、政治制度、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可是，他们想象未来的政治资源却只来自传统中国，制度设计又完全拒斥儒家之外的其他资源，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则固守在儒家五经四书之中，因此，他们只能在旧时风景中幻想未来蓝图。一个自称儒家的学者说，如果我们把外来的价值普世化并且尊奉它，那么，就意味着我们是自我夷狄化。另一个康有为崇拜者说得非常坦率，他认为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国论，解决的只是原子化的自由个体，和把个体整合起来的外在强力，即组织力和动员力，但君主制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，则阐明了凌驾于个体自由意志，亦即民意之上的神圣力量，以及把个体组织起来的等级原则。26、唐文明就针对李明辉对民族主义的担忧说，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了儒家的成分，是中国人之福，也是世界之福，载〈专题:首届两 ?岸新儒家会讲〉，《天府新论》2016年第2期，页11。

105、姚中秋语，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，页275。众所周知，大陆文革在1976年终于结束，为 了纠正文革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，也为了改变曾经的批孔做 法，1980年代初，在政府的默许下，大陆学界开始重新评价儒学。

78、姚中秋，〈秩序底定与史学再造——围绕钱穆的讨论〉，载《文化 纵横》2015年10月号，页124。但是它与中国传统价值根本抵触，只是由于西方现在仍然强大，所以，我们暂时没有办法。

三是恢复孔子的国家祭典，重建各地的家族祠堂，也建议在儒教信奉者家中和祠堂、讲堂、会所中恢复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。他回忆儒家辉煌的历史，不无感慨地说，历史上儒家是一个最成功的宗教。